对于中国而言，恢复和境外的人员往来是一件需要高度谨慎的事情。一方面，对人员往来的需求相对而言高度集中在少部分人身上，因此通关的风险和收益是不对等的；另一方面在中国的外商投资企业已经成熟的情况下，外商投资企业有除了人员往来之外的备选选项。如果再考虑制造业的脆弱性和在中国的地位，中国政府倾向于以个案批准他们的人员往来申请，而非整体性的恢复通关的做法，就有合理的理由了。
我们在今天这篇文章中，将继续阐述中国恢复通关所需要考虑的种种因素。
中国庞大的人口规模使得对于中国总体而言，出入境旅行是一个相对小众的活动。
交通部《2019年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统计公报》指出，港澳台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1107.6万人次；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7425.1万人次。考虑到每次旅行一来一回、一出一入，我们估计经空路出入境的人数为4266.4万人次。算下来每个中国人每年空路出入境0.03次。
即使是考虑陆路和水路在内，出国需求也并不多。国家移民管理局2020年1月4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边检机关检查出入境人员6.7亿人次；而根据深圳市、珠海市口岸办公室的统计，经深圳往来粤港的旅客有2.4亿人次，经珠海往来粤澳的旅客有1.7亿人次。
那么，其中有多少内地居民呢？通过上表我们可以推算内地居民赴港需求约为0.4亿人次往返，赴澳需求约为0.6亿人次往返，往来台湾和出国的需求为0.8亿人次往返。折合下来，14亿中国内地居民，平均每个人每年前往香港0.03次，前往澳门0.04次，出国0.05次。在粤港、粤澳通关的场合，我们即使将基数从14亿中国人缩小到1.26亿广东人，每个广东人每年也才赴港0.3次，赴澳0.5次而已。
我们还没有扣除必要的出境事由——例如，澳门有约20万名每日往返内地和澳门的内地雇员，按全年250个工作日计算，它们就贡献了5000万次往返。从内地居民前往澳门的需求中扣除这5000万次以后，内地居民平均每人前往澳门仅0.01次。因此，对大部分的内地居民而言，通关更多是一件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的事情，不出境并不会对他们的生活造成特别大的直接影响。对于因业务原因（例如商务等）有必要出入境的内地居民而言，现有的制度相信也足以应付。
我们不如换一个角度，把目标聚焦到最需要通关的人群：跨国公司的营商人士身上。
2019 年发布的《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的视角。普查公报表明（2018 年末），全国共有工业企业法人单位 345.1 万个，从业人员 11521.5 万人。这显示出，平均每家法人单位仅有 33 名从业人员，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中，中小企业占绝大多数。
公报进一步按企业性质分别统计。可以看到，港澳台商、外商投资企业平均每法人单位从业人员数（219 人）远高于内资企业总体（29 人），也高于内资企业的国有企业（163 人）和股份有限公司（189 人）。这一情况广泛存在于各行各业：
可以看到，外资、港澳台商投资企业的规模，在行业中普遍是比较大的：除了交通运输业（国有企业较多，对外资管制较多）和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有大量本地软件企业）以外，外资都是雇佣规模最大的企业。
对于外商投资和港澳台商投资企业而言，更大的雇佣规模使得它们可以理论上采取本土化管理方法——也即聘用本地员工进行管理工作。因此，在中国社会的很多知识分子看来，通关的国际人员流动对于外资企业而言事实上并不是必要的——这正好是外资企业实现本土化管理的契机，能够增加中国籍员工在外资企业内的话语权。
本土化管理最大的特点在于，外方主要的管理事务逐渐宏观化——从对生产线等的具象管理转为对战略等的抽象管理。管理宏观化使得大部分管理事务可以在线进行——位于境外的外方管理层可以在视频中和位于境内的中方管理层沟通，而无需前往内地进行具体事宜。这种可行的替代化方案进一步削减了必要往来人数的规模，使得中国可以进一步降低输入性疫情风险。
我们进一步回看中国的一些基本国情。中国之所以对通关如此谨慎，是因为中国密集的制造业工厂对疫情十分敏感。我们在前两篇文章中提到，广东省各市的客观情况使得粤港通关对广东省的疫情防控工作会带来一些影响——以制造业企业主和高级管理人员为主的商务往来群体，会为最容易发生群体性、聚集性疫情，在病毒面前最脆弱的工厂带来输入性疫情风险。
这种聚集性风险不是空穴来风，而是中外各国的前车之鉴。制造业工厂具有“三密”（密集、密切、密闭）的特点：由于要控制生产环境（例如温度、湿度、防尘等），厂房会较为密闭；劳动密集型组装制造业需要大量产业工人，工人会密集逗留在同一厂房内；工人在居住和工作环境中会密切接触（例如一同用餐、同一宿舍、相邻工位）。
因此，制造业工厂聚集性集体感染的案例，在世界各地如“打地鼠”般层出不穷：从 2020 年世界各国的肉联厂（肉联厂因为低温作业，病毒更容易在体外存活）爆发开始，新加坡的造船厂（2020 年 5 月）、孟加拉国的服装厂（2020 年 6 月）、德国的飞机制造厂（2021 年 1 月）、日本的汽车制造厂（2021 年 12 月）等先后都有集体感染的案例，人数视工厂规模而在数十人到千余人不等。中国国内也不能独善其身——今年 8 月份福建厦门同安区一家工艺品工厂，由于在外被感染的车间管理人员在车间内和车间作业、管理人员接触，导致整间工厂确诊 30 多例（9月14日确诊 32 例），停工近一个月。
对于工厂主而言，工厂内爆发聚集性集体感染会导致两个后果：直接后果是工人陆续确诊而需要入院治疗，使得工厂可用工人数量下降；而间接后果则是疫情会在工厂内造成恐慌情绪，带来辞职潮而干扰工厂的生产秩序。中国的近邻越南就是例子：胡志明市就因为工厂区群聚感染，而在今年 10 月出现了工人集体辞职返乡的场景。这会导致工厂产能降低，从而无法交付订单而失去客户的信任。
失去客户的订单或者信任对工厂而言是致命的：因此造成的停工损失，对大型企业是一大打击，对中小企业而言可能会意味着灭顶之灾。例如，新加坡的造船厂在 2020 年 5 月政府因疫情颁布 “禁止工人离开住所”的命令以后，工厂生产陷入停滞，而需要裁员一万九千多人。这对于劳资双方都不是好事：劳方失去了稳定的工作和饭碗，资方也会面临无法交付订单、回收现金的窘境。换言之，如果工厂不能正常工作的话，会对社会带来极大的经济压力，甚至有可能威胁社会稳定。
而中国正是一个被俗称为世界工厂的制造业大国。一些中国沿海工业城市有着极高的外贸依存度（进出口额合计除以 GDP）。2020年上半年，不少沿海城市的外贸依存度都超过了100%（进出口总额大于GDP）：
同时，正如刚刚公报所言，平均雇佣人数仅有29人的内资企业所雇佣的人数还是大多数——这些工厂很多是中小企业营运，在复杂的国际供应链中扮演“螺丝钉”的角色。它们对疫情下的停工风险几乎没有抵抗能力——假如他们当中检出一个阳性而停工，可能对公司和员工而言就是灭顶之灾。
因此，对政府和社会而言，防止工厂爆发聚集性疫情，是保住这些中小企业的正常运作的几乎唯一办法——通关可能对一部分人有利，但不少中小企业主和工人们并不希望看到这样的局面。对于政府而言，更合适的做法可能是维持现状——在继续为有需要出入境的人士提供个案处理服务的同时，维持对非必要出入境行为的严格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