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应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邀请，戴斌院长出席福建文旅经济讲堂，并发表题为“科技创新是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的专题讲座，全文如下：

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强调，充分认识加快科技创新的重大战略意义，“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科学技术解决方案，都更加需要增强创新这个第一动力”“我国十四五时期以及更长时期的发展对加快科技创新提出了更为迫切的要求。”文化和旅游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六中全会精神，先后提出了发展大众旅游、升级智慧旅游、建设现代旅游业体系等工作要求。从经济社会发展和旅游业演化的宏观视域出发，我们可以得出显而易见的论断：在推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建设现代旅游业体系的战略进程中，科技创新特别是移动通讯、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扮演了无可替代的关键角色，发挥了至关重要的积极作用。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的进程中，各地行政主体和市场主体要结合大众旅游发展的时代特征和地方旅游业发展环境，实施科技创新策略，以新发展理念推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一、科技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改变社会生活方式，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构包括旅游在内的当代经济体系，以前所未有的温度照亮小康中国的旅游梦想。

中国科学史上有著名的“李约瑟之迷”，即中国古代曾经创造出辉煌的成就并领先于世界，明代中期以后却止步不前，与西方的差距越拉越大？在众多学者论著中，我记忆较深的是林毅夫教授的解释：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较高人口密度的国家出现杰出的数学家、天文学家、物理学家、医生和工程师的概率，远高于那些较低人口密度的国家，或者说科技和人都是人口总数和国土面积的函数。欧洲文艺复兴后，科技进步更多依赖于实验室装置，而非科学家个人的兴趣。如同经济活动一样，迂回的生产方式总是比自然力直接作用于生产对象更有效率，仍然依靠传统生产方式的中国逐渐失去了对世界科技进步的领导力。之所以和同志们分享二十多年前的学术观点，是因为今天旅游产业的进步同样是依赖于科技推动的迂回生产，而不是基于传统资源和劳动力以及现代生产方式。如果不能有效推进市场主体实施科技创新战略，不能帮助地方政府特别是旅游管理部门有效落实“科技+旅游”“互联网+监管”新发展理念，当代旅游发展理论和旅游大数据就不能真正回应旅游产业实践所提出的时代之问。

携程、去哪儿、马蜂窝、途家等在线旅行服务商的成功，是移动互联网、大数据、创业团队、时代需求等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改革开放初期的入境旅游时代，旅游发展的基础设施、商业环境和公共服务尚不健全，外国人、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主要采取团进团出的方式，旅行社是旅游业的中心，也是龙头。在财务靠算盘、信息靠手写的年代，能够拥有电话机、传真机、打字机的旅行社，在同龄人的心目中就是现代商业文明的代表了。回过头看，那个时代的旅行服务主要依赖于导游和计调等一线操作人员。人工和自然力虽然可以满足少数游客的个性化需求，但不可能适应大众旅游时代的规模化生产和标准化作业。以1999年“国庆黄金周”为标志，解决了温饱问题的城乡居民开始取代外国人和港澳台同胞成为旅游消费的主体。因为没有语言、文化、支付等方面的差异，也没有签证的障碍，国民旅游一开始就以规模化、自由行、碎片化的姿态登上了历史舞台。

每年数十亿的游客规模和碎片化的消费需求，仅靠数千万旅游从业人员——哪怕是再有经验的劳动者的自然力，也是无法适应市场变迁和产业升级的双重压力的。对于牌照经济体系中的旅行社和分等定级导向的星级酒店而言，原有的商业模式和运营机制已经成为潜意识了。就像电影《肖申克的救赎》所隐喻的那样，监狱的高墙一开始是如此可憎，因为它限制人的自由。可是在里面呆久了，也就适应了，在人生得到社会意义的自由时，反而不知所措。体制和环境也是如此，经过半个世纪团队运作和手工操作，传统旅行社不再有能力捕获大众旅游时代的市场机遇。携程、去哪儿为什么能行？因为它聚焦于分散化的商务散客出行，从800电话呼叫中心，到个人电脑终端，到手持移动终端，再到大数据分析，现代科技在旅游服务诸环节与时俱进的泛在化应用，生动诠释了庞巴维克的《资本实证论》中“用机器生产机器”的经济学原理。如果没有大众旅游的时代需求，没有移动通讯和大数据技术的时代革新，就是梁健章博士和庄辰超先生有再多的个人才情，加上后天的努力，也不可能有今天最大的在线旅行服务商的市场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携程、去哪儿的时代，只有时代的携程、去哪儿。

科技让最大多数的人群得以尽享平等的旅游权利，以及快速、便捷而自由的服务。在计算力对自然力替代的过程中，可能伴随着精英阶层眼中的旅游服务的标准化和旅游体验的世俗化。在多数人通过自然力服务于少数人的个性化享受，与全体人民通过计算力实现多数人的标准化服务之间，我宁愿选择后者。乾隆的江南、徐霞客的游记、李白的壮游、沈复的《浮生六记》之所以为世人所传诵，为后人所追忆，是因为生活在那些年代的绝大多数人都是方圆百里的范围里终其一生。那些留在文字里的美丽风景和美好生活，虽然照亮了日常生活的无常，终究是与他们无缘的。究其原因，还是经济问题——远行的成本太高了。从这个意义上讲，飞机、火车、高速公路、互联网、人工智能等交通和通讯领域的技术创新，让国民大众拥有在这块土地上自由行走的自由，这无疑是巨大的历史进步。过去十年，我们高举大众旅游的旗帜，坚定不移地走智慧旅游的道路，就是对人民性的礼赞，就是对现代化的追求。为了这个目标，现阶段的旅游发展可以付出特定时空的拥堵所导致的个人体验感的下降这样的代价。

二、当代旅游者要美丽风景，更要美好生活。当且仅当科技与旅游空间与消费场景相连接，才具有产业意义，才能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

前些年热炒的VR、AR概念，为什么只是停留在了一些展览会上的演示项目，而没有产生现象级产品和独角兽企业？从短期的商业因素上看，是没有应用场景；从中长期的市场环境看，是因为没有稳定的增量需求支撑。人们在家里戴上那种模样怪怪的眼镜，或许可以对着屏幕做一些看上去傻傻的虚拟仿真动作，但是到了目的地和特定的消费场景，是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做出这些动作的。在可穿戴设备微型化和内植化之前，增强现实、机器学习可能具有科技创新意义，也可能具有公司形象展示意义。如同上个世纪希尔顿酒店集团就发布了月球酒店的概念设计图，但是在科技进步到人类能够以今天的机票价格那样低门槛地、大规模地往来月地之前，也只会停留在概念导入阶段。类似的科技还有马斯克的星链（Satellite network）、星舰（Starship,SN5）和龙飞船（Dragon）勾画的火星移民和星际旅行的未来场景，我想在五十年、一百年以后可能会成为旅游新空间。至于怎么样让科幻成为现实，那是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事情，旅游学者或许可以将其作为讨论的话题，而对于绝大多数旅行服务商、旅游住宿运营商、旅游景区和休闲娱乐机构而言，在未来到来之前，还是重点关注那些可以形成消费场景的科技为宜。在这方面，我们有责任告诉旅游业界如何理性地接触现代科技，既不要视而不见，也不要盲目跟风。

今天，通过智能手机收集信息、处理公务和社会交往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常态，航空飞行时提供Wifi就是在满足刚性需求，或者说是能够营造消费场景的。但是提供语音通话功能则可能只有技术创新的意义，而不见得受到航空公司和旅客的欢迎。因为机舱是个狭窄且密闭的空间，接打电话会极大干扰其他人的休息、阅读和进餐，一旦这个场景营造出来，对旅游者的服务感知可能是负面影响。相对而言，机器人送餐服务倒是不会产生负的外部性，问题是游客在多大程度上接受它。类似的问题也包括智能语言导览和远程自动控制酒店的灯光、温度和湿度，人们外出旅游就那么需要把每一件事、每一个环节都安排得像国家元首一样分秒不差吗？这里面既有服务商和游客共同面对的“成本—收益”计算问题，也有潜在市场的厚度和消费心理问题。很多时候，游客不需要服务者以上帝视角打量自己，像显露在X光机、CT扫描仪面前的病人那样。事实上，对未来的不可预期正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规定，游客越来越倾向于向“科学的傲慢说不”，并坦然接受这个世界的不完善和现实生活的不完美。

两年前在考察广东茂名的水东湾陆海空5G全景应用场景实验区时，我同当地领导、技术和运营团队讲：好的景区度假区一定要让游客看见风景之上的美好生活，在致敬传统传承文化的同时，要有面向未来的内容创造和场景营造。随着90后、00后开始成为旅游消费的主力人群，目的地营销机构和旅游业界不能一味地言说过去，还要让他们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这就需要吸引新时代的旅游者走进科技馆去感受科学，走到旷野中去眺望遥远的星空，促发人们在旅游的过程中去思考那些看上去没有直接的功用却能够影响人类文明演化的问题。现在看来，旅游业界现在还没有就此达到共识。发展旅游，就是钻山找洞，就是查历史找名人背书，甚至考证《武则天她妈在钦州》；项目开发，就是古城古镇、玻璃栈桥、不倒翁小姐姐，就是网红打卡地、“爆款产品”；政府重视，就是高层做指示、高规格发文件、层层开旅游发展大会。政产学研各界都想着走捷径而不是行稳致远，以为靠一两个蹭热点的文案，打打擦边球的营销套路，签几个大项目的意向书，就可以把旅游发展起来似的。以“政府智库、业界智囊、理论高地”为使命的中国旅游研究院，一直在向各地政府和旅游业界公开宣传我们的主张：人山人海吃红利，圈山圈水收门票的时代已经过去。在大众旅游的旗帜下，在智慧旅游的道路上，文化、艺术、科技既是传统旅游业转型升级的赋能者，也是现代旅游创新发展的引领者。从区域旅游发展和目的地竞争的角度而言，那些以科技、文化、艺术、教育、体育等新动能满足当代旅游需求的城市和乡村，才是异国他乡的旅游者纷至沓来之地，流连忘返之所。

三、消费是理解旅游经济的钥匙，旅游业要从需求出发，重点关注那些正在或者将要进入市场导入期的科技，而不是科学发现和工程技术的原始创新。

近代旅游业诞生以来，旅行社就倾向于在一个封闭的世界里以团队包价的形式为旅游者提供专业服务。之所以说是封闭的世界，是因为旅游者从目的地信息的获取、旅行证件的准备，到往返航空、铁路和长途巴士的预订；从中转接驳，到车站港口的接送；从酒店入驻、观光游览，到餐饮、购物和娱乐，都是通过旅行社和导游人员安排的。在此过程中，几乎没有机会与酒店、餐馆和商店之外的人员进行交流和互动。与城市公园、商业街区、戏剧场、电影院、图书馆、体育场、文化中心等目的地的休闲空间和日常生活场景几乎是隔离的，好像有一个无形的玻璃罩把游客与目的地分开了。随着人们旅游经验的成熟，地铁、博物馆、公园、街区与商业综合体、物联网等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商业环境的完善，特别是共享汽车、共享单车、共享住宿、机器翻译等商业服务和业态的创新，游客得以无障碍地进入异国他乡的公共休闲空间，像本地人那样生活。在新基建为代表的科技力量作用下，横亘在游客与居民之间的无形之墙消失了。从商业街区到景区度假区，从戏剧场到菜市场，我们无法区分谁是本地居民，谁是游客。就像我们没有必要区分哪些是旅游资源，哪些是生活场景那样。一切为了市民生活而准备的空间、项目和设施，都可能成为面向游客的空间、项目和设施；一切游客在目的地所需要的生活必需和精神享受，都可以随时随地得到满足。如果没有现代科技的支撑，主客共享美好生活新空间就很难由理论构想转化成产业现实。

以数字化为代表的现代科技正在深刻改变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旅游方式，并根本改变了游客在旅游目的地信息收集、出行决策、组织方式、消费行为、目的地形象传播和满意度评价。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科技进步和文化变迁，让人们的旅游需求越来越趋于个性化和碎片化。以移动互联网和大数据为代表的科技应用，将人们在空间移动过程中的文化休闲、旅游体验的碎片化需求，与戏剧场到菜市场的分散化供给做了即时有效的链接。为了适应人民在大众旅游新阶段或者说小康旅游时代对美丽风景和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政府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和企事业单位早在十年就提出智慧旅游的建设思路。5G、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技术的应用和数字化科技企业的进入，进一步增强了旅游产业创新发展的动能。更多的目的地规划、建设和运营机构，更多的市场主体将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游客可触可感的项目、产品和服务，有效提升了游客满意度和产业竞争力，带动了旅游从传统的生活服务业升级为现代服务业。

为什么我们会关注科大讯飞的机器翻译技术，谷歌、百度、高德、腾讯、精彩旅图等地图技术，苹果、阿里、微信等支付技术，以及无人驾驶飞机、无人驾驶汽车？就是因为高速增长的出境旅游市场及其散客化趋势，使得游客独立面对的非母语沟通的消费场景日渐增多，导致旅行过程的地理信息搜索、非母语交流和非本币支付的需求变得越来越刚性。从需求变迁和市场演化的角度出发，无人驾驶汽车可能是下一个“旅游+科技”的技术风口，这是高速增长的自驾出行和高门槛的国际驾照资格所决定的。基于5G通讯、智能手机和大数据的即时翻译技术，基于微穿戴甚至无穿戴设备的增强现实技术，面向沉浸式/行浸式旅游演艺的光影技术，可能很快就会进入市场培育期和投资增长期。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更愿意看到地方获得中关村科技园区、数字化产业示范区、北斗导航商业应用试验区这样的牌子，而不是星级酒店、旅游景区与度假区、旅游村镇等传统旅游空间的牌子。这么说并不意味着传统的旅游空间不重要了，而是因为前者更能够代表旅游业发展的未来。

也许有人会说太赫兹、北斗、天眼、蛟龙深潜、高超音速火箭等技术更炫，也更值得关注。我们不否认这些属于高精尖科技，甚至是形塑未来的国家战略，但是短期内不可能是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关注，并投资跟进的科技。道理很简单，这些需求既定——主要是国家竞争所决定的战略需求，不需要考虑成本，也不会很快民用和商化的技术，是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底层器件，也可以说是旅游产业未来发展的决定因素，而不是现实的影响因素。用我们熟悉的语言来说，这些高技术是旅游产业转型升级的自变量，作为因变量的旅游业要考虑的是如何适应它、应用它，而不必要更不可能考虑去如何决定它。作为旅游研究和理论建设的国家队，我们要在重点实验室的平台上保持科技前沿的关注，像预警飞机和相控阵雷达那样为旅游产业探索可能的商业机会，发现可能的市场风险，进而引领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方向。无论是商业机会，还是市场风险，我们都给决策机构和战略单元以具体的方位座标，距离多远？多长时间会到来？成为现实的概率有多大？怎么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捕捉机会和规避风险？等等。如果没有这些信息，就对外发布我们的成果，就如同气象部门说“明天会下雨”，地震部门说“明年有地震”那样让人无所适从。我无法确切地知道明天下午3点我要出门去天津办事的时候，会不会下雨，下多大的雨，更无法确切地了解我所在的城市哪一天发生什么等级的地震，你让我怎么应对？我们不能因为几百几千亿年以后地球和太阳系都会消失，就现在都不活了吧。经济学家凯恩斯说，“从长期来看，我们都死了”，就是这个道理。我们得告诉业界可以做出清晰判断，并能够加以利用的数据、信息和观点才行。

四、面对科技对旅游业的不可逆转的泛在化改造进程，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旅游管理部门要加强与科技企业、教育机构和专业智库的合作，有效推进数字化转型、科技成果转化和专业人才培养工作。

中国旅游研究院（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去做科技领域那些原始创新的基础工作，而只能在旅游领域，还有文化和旅游融合的交叉领域的应用层面上下最大的功夫。需要说明的是，不能因此导出旅游研究、教育和行政部门只能做科技进步的附属物，我们的优势在于对旅游需求、市场和产业系统的了解和深入的理解。科技要素只有和市场需求、产业进步相结合，才能发挥最大价值，两者相辅相成，互促互进，共同成长。理解“科技+旅游”的产业内涵和商业价值，才可能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做出有意义的实践探索。搞学术研究和理论建设的同志，容易有一种鄙视链，似乎搞应用的不如搞技术的，搞技术的不如搞科学的，搞科学的不如搞纯粹理论的。现在这股风气似乎有向实践一线蔓延的倾向，哪怕建个旅游数据中心也要找最顶级的科研院所从原始研发和底层器件做起，实验室越来越昂贵、屏幕清晰度越来越高、多元异构数据越来越复杂、报告里的技术名词越来越复杂，似乎不如此不足显示自己的科技含量。完全没有必要嘛！都是为了人民幸福和国家富强而工作的，哪里有什么高低贵贱？！陈景润解出歌德巴赫猜想、“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造出了国之重器、“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让饭碗端在中国人自己的手中，乌兰牧骑丰富了草原深处的文化生活，还有受到周恩来总理接见的掏粪工人时传祥、百货大楼售货员陈秉贵，都是人民英雄、国家功勋和时代楷模，他们的名字都会为历史记忆。如果经过我们的努力，把实验室的科学发现、技术创新与旅游产业进步有机结合起来，让更多的国民在旅行的过程中尽享科技进步的福祉，就是在为人民的旅游权利谋福祉，为建设现代文化产业体系、现代旅游业体系做贡献。

我们愿意与包括福建在内的地方政府加强合作，做旅游市场需求变化的监测者和创新需求的发现者。在一个高度分工的社会里，做科学研究和实验室研发的团队可能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了解旅游市场的需求，尤其是那些可以承载科技创新成果商业化应用的消费需求及其商业实现路径。地方旅游部门的同志长期接触旅游市场的第一手信息，要与专业研究机构和企业研发团队多交流、多合作，做科技术创新的观察者和业态创新的促进者。熟悉市场的企业家和经营管理团队，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理解决科学的价值和技术的作用。在人类知识生产的早期阶段，学科之间并没有泾渭分明的边界。事实上，人类社会三次社会大分工并不是太久远的历史。不要人为地画地为牢，想当然地把旅游视为某个学科的领域，更不能把学理和技术弄得泾渭分明。高层次的研究机构和高水平的研究团队要多做些科普工作，像盗火的普罗米修斯那样，以智慧指引产业前行的方向。基层和一线的同志也要多关注科学研究和数据生产，结合人才建设推进旅游业的高质量发展。

抓好“互联网+旅游”文件的落实和智慧旅游的升级，必须从大众旅游的基本国情出发，一切创新都要落实到满足消费、便利消费和激发消费、创造消费上。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已经从旅游资源大国发展成为旅游大国，旅游已经进入国民大众的日常生活，国民消费已经成为旅游经济运行的基础支撑。2019年，国内旅游市场达到 60亿人次，出境旅游市场1.55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了6万亿元，从总量上看，这些都是了不起的成就。未来五年，我国将形成一个百亿旅游人次和十万亿元消费的国内旅游超级大市场，保持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就业百分之十以上的综合贡献率。在此进程中，互联网企业持续加强与旅游景区等实体机构的合作，用科技为传统企业赋能。广大游客的满意度和获得感得到提升了，实体企业的市场创新和商业活力得以增强了，才能进一步促进旅游消费扩容和旅游产业升级。

从供给侧来看，“互联网+旅游”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制中的决定作用，充分发挥市场主体在智慧旅游建设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如果成千上万的旅行社、线上旅行服务商、星级酒店、社会旅馆、民宿、景区、主题公园、旅游购物、交通车船等旅游企业没有加入到这一进程中来，没有实现数字化转型和产业竞争力的提升，政府的规划目标和工作任务就可能落空。当然，建设智慧旅游新方略，推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也离不开政府的有效作为，既要优化营商环境，加大产业创新的促进力度，也要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务实推进包容审慎式监管。行业监管不能仅仅满足于做大平台、大屏幕等硬件投入，更要聚焦于欺诈消费、强迫消费、不合理低价、滥用市场垄断权利等不诚信经营，以及有悖公序良俗的不文明旅游。借助互联网和大数据，坚持依法治旅、依法兴旅，不断提升旅游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中国旅游研究院为国际山地旅游联盟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