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中国旅游研究院机构年会”于2020年12月3-5日在河南大学召开，本次年会主题为“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产业实践与理论建构”，戴斌院长为年会做总结发言，全文如下：

时光荏苒，中国旅游研究院推动的学术共同体建设不知不觉走过11个年头了。除了日常沟通、联合研究和人员往来，我们每年都会在各地召开一次机构年会，交流过去一年的工作和未来一年的打算、为当地举办一次专业论坛、为研究生设立优奖计划，谢谢河南大学承办了本届年会。今天上午的座谈会，除了常规的交流和分享，请同志们重点谈谈“十四五”期间所在单位的学科建设，共同思考为什么要建设以及如何建设新发展阶段所需要的旅游学术共同体？分院和研究基地不是正式注册的法定机构，有的高校作为省部级智库或者研究基地，有的则没有明确其地位和属性。这样的学术共同体靠什么走下去？又怎么发展下去？是认真思考初心和使命，亮出旗帜，明确立场的时候了，不然走不下去。

一、学术共同体的初心和使命

最初建基地、分院，主要是为了弥补研究院本部力量的不足。建院之初只有35个中央级编制，也没有院聘人员，要承担国家旅游产业研究政府智库建设的重任，力量显然是不够的。依托高校，加强学术共同体的建设以引导研究力量的多元化投入，就成了可行的选择。各地特别高校也有这个积极性，就这么办起来了。第一批外设机构设立于2009年，只有旅游基础理论研究基地等5家，现在的分院和研究基地已经扩大到21家，也算是小有规模，大有影响。我谨代表研究院和学术委员会，对同志们的一路同行和共同成长表示感谢！

除了加强本部研究力量，建外设机构的初衷也是为了提升所依托院校的学科地位，以及院校所在地区的社会影响力。像中山、南开、浙大等又一流高校，旅游管理的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本来就做得很好了，但是还有不少高校的旅游学科都具备这样的条件和地位，通过分院和研究基地这样的平台可以让学校层面重视旅游学科建设。还有的高校和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和旅游业界联系不多，依托学术共同体每年办一些品牌活动，有助于所在学校、所在学科扩大其在全国和区域的影响力。研究基地不是按地域来命名的，除了武汉分院和昆明分院，各基地都是按学科领域来划分的。后来各个团队和平台慢慢成长起来了，成为推动各依托院校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一个力量。学科建设要凝练学术方向，构建学术团队和梯队，建设标志性成果和提高社会服务能力，这四个方面一直也是旅游学术共同体建设核心任务。从建院宗旨和文化涵养出发，我们也希望把分院和研究基地建设成为团结和带领全国旅游学术共同体服务产业、报效国家的一个标志性平台。

总体来看，大家对上述理念是认同的，通过会议、研讨、立项、评奖和人员往来，也在稳步向这个目标前进。在此，谢谢大家的认同、理解和配合。十年过去了，队伍扩大了不少，旅游产业发展形势、旅游环境环境、学术团队和学术梯队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每家机构的诉求也会有不完全一致的地方，靠什么凝聚人心，该怎么往下去走？这是一个必须回答的战略问题。国家在谋划未来五年的发展规划和未来十五年的远景目标，旅游业也在研究制定“十四五”发展规划，我们给别人做规划，自身是不是也要做一些规划？我看还是需要的，尤其需要系统梳理机构建设的初心和使命。学术共同体，首先要有共同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今天会议的地点是李大钊同志在河南大学六号楼发表《大英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演讲的地方。李大钊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创始人和卓越的领导人，也是知识分子的楷模和榜样，“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中国旅游研究院成立后的第一次党建活动就是在河北乐亭李大钊故居举行的。就在那次会议上，研究院党支部提出了“服务产业，报效国家”的建院理念，后来演化成为“文化和旅游系统的理论禁卫军，数据特战队”，会议还提出“1+8+X”学科建设构想，一直坚持到今天也算是有了些模样。随着平台的发展和组织的成长，我们的队伍也会存在理念认同的风险，专业能力不足的风险，不敢于斗争的风险，还有顾小不顾大的风险。这些风险如何识别，又如何化解？我看还是得回到初心、使命、道义这些价值观的层面去思考。

新发展阶段旅游学术共同体的道义是什么？如果说“五四”运动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知识分子的道义是反封建、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为民族的独立、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而努力奋斗，甚至流血牺牲，我们今天的道义则是为了人民的旅游权利，为了万千业者的职业尊严，为了旅游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也是为了在国际上讲好新时代中国旅游故事。欲张旅游权利于国民大众，必强旅游产业于发展格局，必先旅游教育于社会体系。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当以校园为依托，却不必宥于校园，当以天下为课堂，广延产业英才而共情之、服务之、引导之。这是不是学术共同体的初心和使命？或者还有什么更好的表述，大家可以集思广益，也可以展开更广泛而深入的讨论。我们做学术研究，除了统计承担多少课题，发了多少文章，培养多少人才、获得多少荣誉以外，是不是也该想一想，为了初心和使命，做了些什么？做到了什么程度？如果答案不是那么肯定的话，队伍是不可能壮大的，事业是不可能持续发展的。新时代的旅游学者和研究机构应该是把小我藏起来，把大我显出去，通过教学、研究、社会服务，为旅游产业发展贡献应有的力量。只有把为了人民的旅游权利而奋斗作为初心、使命和担当，旅游学术共同体才能够再出发、大发展。

无论是理论建设、组织建设还是个人成长，任何时候都要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指导方针，武装我们的头脑。如果说中国旅游研究院外设研究机构推动发展的这个学术共同体有什么特色，有什么区别于别的机构和平台的话，那就是一批来自五湖四海的志同道合者为了人民的旅游权利的实现，为了推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为了建设旅游强国而贡献自己的才情和努力，并慎始慎终，一生无悔。这个理想和目标可以公开说出来，不要怕别人说是大道理。坚持党的领导、服务产业、报效国家这样的大道理，有什么不好的呢？关键是发自内心认同之，身体力行实践之，始终如一坚守之。共产党员有共产党员的自我修养，演员有演员的自我修养，青年旅游学者是不是也该有青年旅游学者的自我修养？这不是简单学几个文件的问题，它会成为个人成长和机构成长的内驱力，使年轻人在思想上不断提高认识。做学问不能做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有时候要有那么一股劲儿，得有那么一股不计功名的范儿和不计得失的劲儿。

二、标志性成果建设的目标与方法

学科建设当然需要标志性成果，文以载道，无文不远嘛。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发展阶段，不同的组织和平台对标志性成果，有不同的评价的标价标准，总体而言无外乎学术共同体的内部评价和人民群众的历史评价两大类。我们关注前者，但是更重视后者。刚才武汉分院介绍了疫情期间组建了青年突击队，开展了一些智力抗疫、服务社区的工作，受到了地方领导的肯定和社会的好评，我看这也是标志性成果，而且是比学术论文和学术专著更重要，至少是同等重要的标志性成果。

标志性成果是学科建设体系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体现了学者的敬业精神，承载了对组织的忠诚与信仰。在现行的评价标准中，标志性成果主要是看发表在核心期刊上的学术论文和公开出版的学术专著，以及获得哪些奖励，获得什么级别课题以及相关的人才项目，我们这代学者基本上都是这么走过来的。现在看来，更多是一种形式上的东西，外在的表象，不得己而为之的评价方法。学者成长的早期可以做，也只能这样做，作为规则的接受者而不是创造者，在内驱力不足的情况下只能如此，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旅游产业的进步，旅游学科的成熟和学术共同体的壮大，特别是一线学者的成长，对这些形式上的、外在的标签得有批判性的思考。我们现在发表的论文和论著、拿到的基金项目和人才项目已经不少了，也成就了包括自己在内的一批学者和学术机构，但是弊端也是很明显的。集体攻关的意识，团队协作的能力，板凳坐得十年冷的坚守，为国家、为人民、为产业长期发展的无私奉献，这些出大理论和大成就的学术要件，很多都消解了。精气神都没了，小圈子里评出来的成果又能好到哪里去？从现在起，旅游学术共同体要主动对标志性成果的内涵、特征和表现形式进行深入而系统的研究，并提出深思熟虑的思想、观点和主张，不能只是发发牢骚、吐吐槽，坐等环境的改变。很多学者还没有实现选择的自由，甚至还没有财务自由，也没有获得话语权，不得不接受现有的规则。无论如何，还是要有一批人坚守“为国为民，学之大者”的学术理想，引领新时代的旅游学术共同体砥砺前行。

新时代旅游学术研究和理论建设的标志性成果，得有思想引领性和领域开拓性。一篇文章、一次演讲，不论是在哪级期刊上发表的，在哪个平台、什么场合上发布的，首先要予人以总体感，要有知识的力度和情感的温度。人们读下来，听下来，有没有感受到大格局，有没有感受到万千气象，对行业和领域有没有共鸣、共情，甚至读的过程中能不能感受到讲者和写者的悲悯心，大体上可以判断这些文字能否为历史所记忆，能不能成为一个人、一个群体和一个时代的学术标志和理论标签。标志性成果多是具有原创属性，原创性一定来源于实践。坚持实践性，运用理论抽象力提出旅游领域的原创性的概念，本土性的理论，是这一代旅游学人的理想和目标。幸运的是，值此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今天，值此全面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今天，从旅游到休闲到人民的美好生活，实践在一天天不断地拓展学科建设新空间，厚植重大理论突破的新土壤，其中蕴藏着标志性成果破土而出的生机。

标志性成果要有广泛的认可性和传播性。标志性成果当然要选择权威的平台去发表，比如核心期刊、权威出版社和官方渠道，但是不能把平台当作内容。如果以发表的平台和成果形式为标志性成果和经典理论的评价标准，那么《论语》《诗品》《过秦论》《进学解》是不是？《资本论》《矛盾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不是？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油画《父亲》、诗歌《回答》是不是？常读读这些文字和作品，并不是要给别人或者自己“洗脑子”可能对标准性成果和经典有另一种理解。经典一直都是并将继续是实践理论知识结合的结果，是时代和人民选择的结果。标志性成果，是历经历史检验和时间积淀的标杆和榜样，作者得有自信和耐心，不忙于小圈子里的自我评价和短期内的荣誉获得，也不必在意有人不理解甚至不认可，要让更大范围的人民和历史去评价。一流的智库成果可能是递进去批出来，更高级别的智库成果更可能是递进去，不批出来，而是化作共同的理念和发展的思想。在这个问题上，要学会放下成名成家的执念，让业者去传播，让游客去评价，这也是我们这么多年来倡导并坚持做面向业者的学术平台的根本原因。在传播和接受的过程中，有的观点被保留了下来，有的被放弃了，这是一个历史选择的过程，也是一个时代出题，我们答题，人民阅卷的过程。

标志性成果要有指导性，从实践中来到实践去，理论掌握群众，解决旅游实践提出的现实问题。不同的场所，不同的人物，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标志性的成果可论文，可专著，也可以专利，可以著作权，甚至可以是一个旅游目的地品牌形象，一个论坛，一门课程，一篇演讲。只要是人民所需要的，实践所呼唤的，都有可能是标志性的学术成果。理论来源于实践，理论要掌握群众，更要接受生产实践、生活实践和科研实践的检验。当代旅游学者所做研究一定是基于中国国情，为大众旅游实践所需要的。在成果表达形式和应用检验的过程中，不要怕别人说我们土，没有用外国学术权威的理论，不要怕别人说我们层次低，没有形成学术论文用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发表在国际核心期刊。忠诚党的教育事业，践行党的旅游政策，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把成果应用到旅游产业的实践中，把语语暖进广大业者的心坎里，是多么伟大而光荣的事情。为大众旅游鼓与呼，为智慧旅游献计献策，我们有自信心，也有自豪感。

标志性成果建设要有行之有效的工具和方法。新的工具和新的方法要有，传统的工具和传统的方法更要学会用，要把它们内化于心，外用于形。相对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旅游还是一个年轻的学科，很多时候它更像是是一个研究领域，要在科研实践和理论建设中逐步形成相对稳定的范式。经济学对需求的理解，地理学对空间的理解，历史学对时间的理解，都需要我们长期研究、反复揣摩和体会，而不是会画图、制表，做模型、摆数据，就能理解学科了。当然，成熟的学科需要数据，需要定量分析，高级一点的还会走向数字化。现在旅游学科建设强调定量研究有些过度，甚至失之于片面了。定量当然需要，但是过于强调定量可能会失去对真实的把握和本质的理解。有些时候对质性的把握和理论架构往往是以牺牲微观的、个体的、局部的真实性为代价。地理学的大尺度空间感和历史学大跨度的时间感，对我们把握宏观至关重要。现在似乎有一种倾向，过于强调微观的局部和个体。研究中要重现宏观的权威数据，所有的数据都靠我们自己来生产，不太现实。文科实验室怎么建?是不是我们搞一个眼动仪，找些学生志愿者，盯着点做一些数据写几篇论文，实验室就建成了?不可能这么简单。如何在纷繁复杂的数据中发现规律，形成原创性的概念和理论，非得有工具和方法不可，研究人员更要有驾驭这些工具和方法的能力。

三、智库要学会写内部报告和专题文稿

内部报告和代拟稿的写作，是智库建设过程经常面对的任务，也是要投入主要资源和精力耐心打磨的成果。研究团队和主创人员在写这类文字的时候，一定要放下自我，以我将无我、为了人民的心态投入到此项工作中。不能因为这些文字是内部报告，不能对外发表，也不能让别人引用，更不能署上自己的名字，就当成一件不得不完成的差事来对待。党和国家给了渠道和平台让我们及时上报相关数据、信息和研究成果，提出工作建议，甚至直接参与文件起草和文稿写作，这是政治信任，是对旅游学术共同体的有力支持。认同是做好智库建设的关键，认同了就会用心就会认真，用心了、认真了就没有做不好的事情。现在很多同志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好，没有做到真正的认同，还是想写一篇学术论文或者递个折子让领导批示，回去计个科研工作分，为自己博些功名。国士和名士是不同的，名士可以清高，可以做清流，以嬉笑怒骂的心态，甚至叛逆和解构的姿态遗世而独立，但是国士不行。国士是要看到生活的困境和的现实的不如意，依然要以面向光明的姿态建构发展理论，并提出建设性意见的。真正的国士是一群拥有盖世才情的学者，不计得失、进退，甚至不计个人声誉，毕其一生将研究成果奉献给国家的一群人。研制两弹一星的元勋，为了国家的强盛和民族的复兴，一辈子隐名埋姓。《我和我的祖国》第一场戏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真实写照，也是后人景仰学习的榜样。这些如鱼饮水的个人经历和甘苦自知的发展经验告诉我们，智库建设过程中最大的经验是认同，最大的风险是不认同。认同了，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不认同，基础就动摇了，表面的繁荣掩盖不了内在的冷漠与虚无。

解决了认同和信仰问题，能力培养和素质提升就是关键。要想成角儿，心里就得有座儿，你得始终要有读者和听众。我们不要老想教育领导、培训业者，而是要在服务中与他们同行，要用服务对象听得懂的语言，讲他们感兴趣的话题。智库建设没有任何的捷径可走，也没有什么小聪明可耍，就是要一切献给党，献给国家，献给产业，不能老想自己有什么存在感，不然做不好事的。曾多次和研究院的同事说过，除了持之以恒地苦自己、累自己，在苦和累中提升水平，我们没有任何优势可言。很多时候，我不愿意说“牺牲”这两个字，不能让青年学者认为这条路太悲壮，终会看到这一天，认同了、认可了，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很快乐地做这件事。共产党人所有的立场观点都可以公开说出来，为党和国家旅游工作服务的智库也是一样，站在人民的立场，坚持实践性，为广大游客和旅游业者说话，在国际上阐述中国的旅游故事，这就是我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说出来，做到没有，接受各方面的评价，接受历史的评价。

优秀的智库研究还要有角色代入感。写代拟稿和内部报告，写作者要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站在同等的位置甚至更高的位置上去思考，以我的经验看，趴着是写不出大稿子的，更不用说跪着了。要拿出文献综述的功夫，把服务对象的语言风格、文化背景、从政经历调查清楚。有的人喜欢诗词，有人喜欢引经据典，有人喜欢口语化，各人风格不一样，得事先了解清楚才好动笔。写科技论文常用的被动语态，尽量少用或者不用于内部报告和文稿中，中国人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不这么说话。内部报告的读者不是我们的研究生，这点一定要清楚。我们写学术论文和写专题报告，口语、书面语如何切换要反复研究并经常练习。写文章一定要有耐心。文章是改出来的，没有谁一出来就自带光环，从主题的确立，到谋篇布局，到框架模块，到材料的收集和文字的书写，有一个日常累积和反复斟酌的过程。

文章写完后要读出来，读给同事听，或者读给自己听。有时候读出来自己都脸红，没有关系，红两次就不红了。改完稿子可以一页纸一页纸这样平摊开来看，有的段落长，有的段落短，不摆开就看不清楚。要保存花脸稿，从开篇布局到每次修改的过程稿要保存下来，等完成任务后，带着团队复盘，看一下每次修改有哪些进步，有哪些失误。经验要保留，失误要吸取教训，这样才能进步。这世界上没有什么天才，都是汗水泡出来的。

携程跟团游主打周边年味大赏，推出了本地独立成团的“年味私家团”、“年夜饭私家团”产品，避免了跨省乘坐飞机火车的风险，一家人在当地报个团，独立用车，私享专属司机导游，既可以在旅程中放松过年，还可以满足与家人吃团员饭、红红火火过大年的需求。同时独立成团也意味着更高的安全性，携程“安心跟团游”自律公约，满足安全上岗、测温、验码、安心车、安心餐、安心导等“安心游”服务标准。

四、社会服务的对象、方法与路径

谁是我们的服务对象？这是社会服务的首要问题，必须要搞得清清楚楚，弄得明明白白。学术机构和专业智库的服务对象是多元的，也是多层次的。我们既需要为各级党委和政府服务，更多的时候还需要面向行业，面向基层，面向一线。对于广大的青年学者群体而言，不要总想着给强者喝采，更要关注普罗大众的所思所想，关注那些没有话语权，甚至没有存在感的人群的喜怒哀乐。搞学术的，不能见到官大的就腿软，见到财多的就气短。你有你的权力和财富，我有我的才情和努力，相互尊重，相互促进，共同推动产业进步和社会发展才好。电影《梅兰芳》有一句台词，“宛华，等你成角儿了，得给唱戏的争口气啊”！那是对打破职业鄙视链、争取社会平等的呐喊。希望新发展阶段的旅游学者要眼睛向下，面向基层，面向一线，面向行业，永远和创业者在一起，共同成长，彼此成就。青年学者多去关注一些旅行社的夫妻店，关注一些景区卖茶叶蛋的老大娘，他们有什么困难，对未来的期望有哪些？他们更需要关注，哪怕把本科生带过去做访谈都会予人以生活的温暖和前行的勇气。

服务的边界在哪里？我们不可能包揽天下，可以有“忍不住的关怀”，但是在推动产业进步和社会发展进程中只能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也许帮不了业者什么，但可以有同情心、悲悯心，跟他们一起经历所有的日日夜夜和喜怒哀乐。在最艰难的时候，要给他们以前行的力量。很高兴看到饭店产业研究基地的年度标志性成果叫《给中国加油》。在最困难的时候，坚持与业者在一起，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呢！当然，仅仅和业者在一起是不够的，也不能总是顺着说话，一直陪着他们叹息和抱怨。人不可能守着悲伤过一辈子，吐槽解决不了问题。越是困难的时候，越是要给人以光明，一起想办法。先救急再救穷，活下来是第一位的。无论是生活还是生产，总要以学术理性帮助业界看见未来。这个未来可能是线性的，可能是非线性，甚至是需要凤凰涅槃的。要看清楚并大声说出来，做吹哨人，做守护灯塔的人，帮助寻找意义和方向，这是我们的职责，也是使命。

社会服务的工具、方法和路径是什么？讲课可以给予知识和理性，培训可以赋能，技术可以转移，还可以通过宣传推广进行市场导流。社会服务的方式方法多样，可以择其善而从之，也可以打包形成一个工具箱，可以授人以鱼，也可以授人以渔。不管哪种方法和工具，都能为产业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有效的支撑就是最好的，工具和方法的选择要因时、因地、因人而异。无论是专业研究还是公益性服务，都要让服务的对象有感，让人家可操作、可改进。需要关注两个问题，一是对于特殊人群，包括贫困人口、残障人士等群体的服务，得有必要的学术伦理审视，确保社会服务在合意的轨道上运行，要经得起各方面的审视和历史的凝视。二是服务的过程中，年轻人要谨防急躁心理，不能把服务的过程变成秀场，更不能变成个人名利场。

谁是我们的同行者？旅游是经济属性很强的文化现象。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建议》多处提到旅游，要建设包括旅游在内的现代服务业，建设一批富有文化底蕴的世界级旅游景区和度假区，建设一批文化特色鲜明的国家级旅游休闲城市和街区，还有红色旅游和乡村旅游，要讲好中国故事，等等。现在，从中央到地方都在制定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还有很多专项课题，学术共同体有很多的作为空间，可以为政府服务，做好专题研究和专项规划；也可以为市场主体服务，做好企业中长期发展战略和专题策划。在社会服务过程中，要学会相互助力，相互支撑，形成协同创新的大格局。现在企业和社会机构也有很多研究力量，还有国际教育和研究机构，他们是我们做好社会服务的同行者，也是同盟军。无论是服务过程，还是研究成果的传播，我们要善于利用媒体和舆论，以及学术界的软实力来影响政府的硬权力。需要指出的是，在服务的过程中，服务者与服务对象既不能相互隔离，自说自话，也不能因为别人是甲方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如何把握市场化与独立性之间的度，是个大文章，需要理性设计，更需要执行过程相机抉择。